中國歷史悠久的酒文化史

       中國具有悠久酒文化史，在我們的祖先尚為猿的時候，就已經和酒發生了關系。因為，地球上很早的酒，應是落地野果自然發酵而成的。所以，酒的出現，不是人類的發明，而是天工的造化。

       人工釀酒的先決條件，是陶器的制造。否則，便無從釀起。在仰韶文化遺址中，既有陶罐，也有陶杯。由此可以推知，約在六千年前，人工釀酒就開始了。《孔叢子》有言：“堯舜千鐘。”這說明在堯時，酒已流行于社會。“千鐘”二字，則標志著這是初級的果酒，與水差近。

       《史記》記載，儀狄造“旨酒”以獻大禹，這是以糧釀酒的發端。自夏之后，經商周，歷秦漢，以至于唐宋，皆是以果糧蒸煮，加曲發酵，壓榨而后酒出。所以，無論是吳姬壓酒勸客嘗，還是武松大碗飲景陽崗，喝的應果酒或米酒。釀酒工藝的進一步突破，是金元時期。1975年，在河北青龍縣出土了銅制蒸餾器，經科學檢測，其下限不晚于金大定（1161~1190）年間。

       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又說：“燒酒非古法也，自元時始創其法。用濃酒和糟入甑，蒸令氣上，用器承取滴露。凡酸壞之酒，皆可蒸燒。近時，惟恐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麥蒸熟，和曲釀甕中七日，以甑蒸取。其清如水，味極濃烈，蓋酒露也。”這段話的核心之點，是說釀酒的程序，由原來的蒸煮、曲酵、壓榨，改而為蒸煮、曲酵、蒸餾。所謂突破，其本質就是酒精提純。這一生產模式，已和現代基本相同了。但從金元明的戲曲、小說、筆記中考察，當時的蒸餾酒（世界三大蒸餾名酒是哪些？），尚未普及于社會。清代乾隆年間，直隸宣化對釀酒戶征收燒鍋稅，這才標志出白酒業的興旺發達。

       自古及今，酒一直在陪伴著歷史興亡的腳步前進。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中寫道：“眼看他起朱樓，眼看他宴賓客，眼看樓塌了。”興也有酒，亡也有酒，確可謂經盛衰而無廢，歷百代而作珍。

       酒之為德久矣，王粲在《酒賦》中寫道：“章文德于廟堂，協武義于三軍。致子弟之孝養，糾骨肉之睦親。成朋友之歡好，贊交往之主賓。”酒之為禍亦久矣，葛洪在《抱樸子·酒戒》中寫道：“廉恥之儀毀，而荒錯之疾發。闒茸之性露，而傲恨之態出。精濁神亂，臧否顛倒。……或肆忿仇于器物，或酗于妻子，或枉酷于臣仆。用剡鋒于六畜，熾火烈于室廬，掊寶玩于淵流，遷威怒于路人，加暴害于士友。……以少陵長，則鄉黨加重責矣。辱人父兄，則子弟將椎刃矣。發人所諱，則壯志不能堪矣。計數深克，則醒者不能恕矣。起眾患于須臾，結百疴以膏盲。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，思改而無自返之蹊。蓋智者所深防，百愚人所不免也。其為禍敗，不可勝載。”由此看來，酒似一把具有兩面鋒刃的利劍。其實不然，人的品格優劣，是由生理基因決定的，與酒無干。善者為善，惡者為惡，有酒無酒，喝與不喝，都改變不了什么。智愚在人，我們無須對酒頌之過高，責之過重。我們對酒的態度，該是不禁不縱，有節有儀，趨其利處，避其弊端。

       喝酒之風，古已有之，于今為烈。雖有三令五申，卻是屢禁不止，甚而愈演愈盛。這是一種極為嚴重的腐敗現象。所謂公款吃喝，其目的無非是，或拉攏，或奉承，或請托，或攀援，總之是花人民的錢，謀個人的利。于是，歌館酒樓，就變成了貪賄之徒做無本生意的場所。此風誤國殘民，為害甚深。

       古語“金杯玉酒千人血”，今言“一桌酒席一頭牛”。

       自“酒文化”這一概念出現以來，常有人對之鄙夷和嘲諷。似乎在“文化”之前冠以“酒”字，便是對文化的褻瀆和糟蹋。這是一種浮淺的偏見。

       所謂文化，就廣義而言，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。如果，我們用這一定義來觀察中國數千年來，以酒為中心而輻射出的物質和精神的方方面面，就可以發現：在中國文化的總范疇里，確實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、蘊涵豐富、完整而系統的酒文化體系。